周永红

    周日无事，坐在门前边晒太阳边看书。“师傅，快过年了，买苕粉不？正宗苕粉，八块钱一斤。”一阵叫卖声把我从书中拉了过去，原来是一中年男子骑着三轮车到门前叫卖苕粉，我二话没说便买了两斤。付完钱，望着他渐渐远处的背影，不禁想起小时候，家里擂苕粉的事来。

    那时，生产队每年红苕收获季节，家里总要分七八百斤，抵全家人一个半月的口粮。这么多红苕，如果处理不及时，随着冬季温度的下降，红苕就会慢慢腐烂掉。弄不好全家人就要饿肚子。那些天，全家人齐上阵，日夜连轴转。父亲负责将红苕按大中小分成三等，大的未破皮的红苕下到地窖贮藏，留着来年春荒时吃，中等的红苕留着擂苕粉，小的红苕煮熟做苕馃、苕片等。我们姐弟三个的活儿便是每天放学回家洗红苕，为怕我们偷懒，母亲用上了激励政策：谁洗的苕最多，晚上分的苕粑也最多。这苕粑是刚刚擂的苕泥加上盐和葱做的，比红苕要好吃得多。想到那香甜香甜的苕粑，每次放学，我们谁也不敢在路上玩，否则，只能吃红苕。母亲则忙着擀苕馃，切苕片，擂苕粉，做苕条，其中擂苕粉给我的印象最深。那段时间，白天要干活，晚上，父亲在昏暗的油灯下擂苕，母亲做饭。可母亲总嫌父亲擂苕的速度太慢，两人常为此而拌嘴。后来，母亲干脆让父亲做饭，自己擂苕。一个晚上，母亲能擂百来斤红苕，连父亲也夸母亲是擂苕的好手。

    擂苕粉是个苦活，也是个细致活。那时打苕粉不像现在有机械，全靠人工干。家里唯一的工具是父亲用5斤废铁换回的一口擂苕缸。这缸与别的缸不同，缸的内侧是一道道很小很小的沟沟，擂苕时，左手扶缸，右手拿着苕反复在这些小沟沟上将红苕擂成苕泥，然后用清水稀释，反复搅拌成糊状，倒入纱布袋过滤，再稀释——搅拌——过滤，如此反复三次即可，过滤后的苕水经过十来个小时的沉淀，倒掉清水，剩下的便是洁白的苕粉，晒干后贮藏，随吃随拿，非常方便。

    你别看擂苕是个手工活，腰酸背痛不说，还是一个危险的活儿，稍不注意，手就会皮破血流。每年打苕粉那段时间，母亲的双手皮破红肿，缠满了布条，让人看了十分心疼。但母亲为了我们能吃上苕粉，从未吭一声，年年照常擂苕粉。有一晚上，我趁母亲有事，偷偷溜到堂屋擂苕缸旁，拿起苕像母亲那样反复在小沟沟上擂着擂着，谁知一走神，三根手指碰到小沟沟上，顿时皮破血流。母亲回来见了，狠狠瞪了父亲一眼，一边给我包扎，一边啧怪道：“苕儿，这是大人做的事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呢，好好读书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忙睡觉去。从此，我再也不敢擂苕了。

    母亲用苕粉做的各种菜特别好吃，也是我们的最爱。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，平时，母亲是舍不得拿出苕粉做给我们吃的，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到了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吃到母亲做的香喷喷的苕粉蛋丝、肉沫苕粉糊、苕粉汤圆、苕粉饺子……每当端出这些食物时，我们姐弟你争我抢，谁也不让谁，有时弄得客人或父母望着我们的馋相，哈哈大笑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参加了工作，住在县城，父母住在农村，他们知道我爱吃苕粉，每年都要种些红苕，打些苕粉，要么父亲亲自送来，要么打电话叫我回去拿。有一年，父亲送苕粉来，中午吃饭时，我望着他满头银发，劝他：你和母亲都这么大把年纪了，还干种苕擂苕粉这种苦力活干什么？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有买的，要想吃它，我们可以去买嘛。谁知父亲听了，哈哈大笑：这你就不知道了，现在有人拉着擂苕机到门口来擂苕，服务态度好得很。我和你母亲早就不干那种既费力又麻烦的活儿了。我听了，只是笑笑，不再说什么了。只是心想：只要他们身体健康，种种地活动活动也不是坏事。

    打苕粉，一种劳动，一种收获。这中间既有我童年的美好记忆，更有父母深深的爱。